1982年以前，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谈到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时，都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几十年风雨同舟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关系。自1982年以后，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的提法中除上述8个字外，又增加了8个字：“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作为第一次报道这后8个字的新闻记者，回顾这个口号的提出，不禁思绪万千。

1982年1月5日，胡耀邦、乌兰夫、习仲勋、彭冲、廖承志、宋任穷、李维汉、刘澜涛、杨静仁9位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出席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这天，中央领导同志与大家举行了亲切座谈，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同志，长期做党的统战工作、在华侨中有巨大影响的廖承志同志，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彭冲同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他们在讲话中从理论到实践上，全面强调了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强调了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性。

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曾强调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央一再强调要注意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更是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人事政策、统战政策，可是，有的地方执行起来很不得力，个别地方甚至顶着不办。中央催着办、群众盼着办的事情，有些地方就是拖着不办，说到底，是思想认识问题，是脑子里‘左’的东西在作怪。真是上边催，下边问，中间一根顶门棍！”

胡耀邦同志讲到这里，有点激动了，他大声流畅地背诵了一大段唐朝大散文家韩愈《祭鳄鱼文》中的文字：

“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顽冥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顽冥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

胡耀邦同志引了这段古文后说，我们党打倒“四人帮”已经5年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也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党中央在这期间三令五申地要求各地党委狠抓落实各种政策，狠抓落实人的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统战政策等等，但一些同志就是不听，或者执行不力。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这个政策的落实我们已强调了有3年了。我们把韩愈讲的“日”改为“年”，3年不能，至5年，5年不能至7年。7年再不能，就是终不肯落实了，就是不听中央的指示了，就是“顽冥不灵”了，也可以说是“顽冥抗命”了。对于这样顶着不办的人，我看应当给以党纪处分。我们不希望有同志成为落实政策的“顶门棍”，更不愿意看到有同志去做顽冥不灵的鳄鱼！

他在讲到我们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一再强调，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风雨同舟几十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是“风雨同舟，鱼水相依”的关系。

由于耀邦同志讲话较长，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中间休息一刻钟。会议休息时，耀邦同志亲切地问我：“记者，我今天讲得怎么样？”

“很好。”我回答说。

十年内乱，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许多党的干部被打倒，党的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朋友遭受不白之冤，各地群众要求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的呼声甚为急切，特别是由于“左”的思想流毒的影响，有些地方、单位的领导落实政策的不得力状况，广大干部群众是很不满意的。在这种情势下，党中央的领导竟有9位之多，集体出面强调落实政策，尤其是最高领导同志亲自讲话，而且把问题强调得那么严厉。所以，我用“很好”二字来回答耀邦同志的问话，还觉得份量不够。

“哎，你们新闻记者不能光挑好听的说嘛，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耀邦同志笑着问。

我见他态度十分诚恳，便放胆说：“您背诵的韩愈《祭鳄鱼文》中的那一大段话，移花接木地用来比喻对不落实党的政策的人的批评，不但听起来新鲜，寓意深刻，而且有极大的警示作用，等于是向这些同志猛击一掌，是非常好的。只是把‘冥顽不灵’背成‘顽冥不灵’了，因此，结论应当是‘冥顽抗命’，而不是‘顽冥抗命’。别的都对。”

“哦，谢谢。”胡耀邦高兴地说。

给党中央主席提了点不足，他不但不生气，反而这么客气，这倒使我很不好意思起来。见此情景，胡耀邦进一步问我：“你是大学毕业的吧？”我点头称是。他又问：“什么大学？学什么的？”我答：“山东大学，学中文的。”

“哈，你是大学文科毕业生，我才是初中未学完的学生，背错了一个字，也不算丢人，应该谢谢你这‘一字师’呢！”耀邦同志的风趣，使我同在场的同志都笑了起来。

“我的讲话，还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没有？”耀邦同志问。他见其他两位在场的同志只笑而没有答话，便又指名让我说。

“还有把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比做鱼水关系，恰不恰当？”我有点忐忑不安地说。

“说说看，有啥不恰当？”耀邦同志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和颜悦色地问。

“我们一直把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做鱼水关系，人民群众好比是水，党和军队好比是鱼，鱼是离不开水的。而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朋友关系，把这种朋友关系比为鱼水关系，似乎不太科学。因为，你说谁是水、谁是鱼呢？”我见他虚心听取反映，便把心底里想到的话说了出来。

“好，有道理，有道理。”耀邦同志诚恳地说。

“您怎么记得那么多典故、材料呀？”我反问他。

他感叹地告诉我：一个人工作再忙，也要下决心挤点时间看书。他小时家里穷，没念几年书，初中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许多知识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抽空学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首当其冲，被红卫兵当做“牛鬼蛇神”昼夜揪斗，关进了“牛棚”，后来红卫兵大串连去了，不管他们的事了，他让亲属子女，给他偷偷地送了些书来，趁这个机会在“牛棚”里又读了许多书。

这次会议，由于讲话的人多，内容又十分重要，所以我在会后写出新闻稿后，先送给了当时分管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冲同志审，记得他还专门召集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们研究了新闻稿。那时我写的新闻稿中，仍将胡耀邦同志讲的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表述为“风雨同舟，鱼水相依。”

统战部讨论过后，新闻稿送给胡耀邦同志审定。耀邦同志审稿时，把“风雨同舟，鱼水相依”改成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1982年1月16日新闻稿发表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界，都对这句话称赞不已。从此，社会各种媒体在讲到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一般都用16个字，这便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1982年2月24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春节团拜会。团拜会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同志讲话。李先念在讲话中谈到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也用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16个字。

当时团拜会上，隔着一条通道与耀邦、先念同志相邻的一桌，坐着万里、谷牧、胡乔木等同志。先念同志讲话过程中，万里同志向我招手，叫我到他们桌前。万里说：“记者，你去办一件事，待会先念讲完之后，问一问他，‘荣辱与共’四个字改一改好不好？”我问：“改成什么？”

“我来说吧”，坐在旁边的胡乔木同志指着邻座的黄华同志说：刚才他提出，“荣辱与共”这4个字，在外文翻译上有些困难，往往与“耻辱”、“丧权辱国”等字词分不开，为了外文翻译上的方便，可否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8个字改为“风雨同舟，和衷共济”？这两位老同志吩咐我去请示先念、耀邦同志。

当我来到先念、耀邦同志的桌前，向他们讲明那两位老同志的意见后，先念同志问：“这是谁的主意？”我顺口说：“乔木同志。先念同志亲昵地骂道：“他妈的，乔木又出什么新点子！”先念指着耀邦说：“这句话是他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的，发明权属于他，改不改你问问他吧。”耀邦同志说：“外文怎么翻译我看问题不大，是可以翻译准确的，我看不要改。”他还征求先念同志的意见说：“您看怎么样？”先念同志说：“报上都讲了，社会反映很好，这句话为什么要改呢？不要改。”

耀邦同志拍板说：“好，坚决不改！”

从此，这句话便载入了党的文件、报刊文章之中，成为我党统战工作的正式口号。

记得那次春节团拜会后，有位民主党派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同我闲谈时，问起那次耀邦、先念、万里、乔木等同志同我嘀咕了些什么，我把这段故事向他作了透露。这位长者唏嘘良久，说：“我每听到、看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8个字，都禁不住感慨万千！共产党没有忘了我们，没有拿我们当外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