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缘十八罗汉而开始自己新闻记者生涯的。1998年6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有幸到上海解放日报以及新闻报工作。

1999年3月22日下午，在《新闻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赵凯透露了这样一条新闻线索：几年前，山西灵石县有十八尊罗汉像被犯罪分子砍下头颅，走私出境。今年春节，他因公干到台湾，听说罗汉头被一位商人购买收藏，现在正通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办理捐赠手续。那么，罗汉头是怎么被盗？怎么到台湾？如何捐赠？……这是重要的新闻线索。

电话采访罗汉头像的来龙去脉

3月24日下午4时，我突然接到报社电话，要我立即参加十八罗汉的采访报道，且必须在两天就拿出文稿。当时我人在上海，所能知道的仅仅是一个事件由头，对于山西和台湾方面的情况一点都不清楚。要我在两天时间里弄清事件真相，写出事态报道，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放下电话，寻着已知的一点线索，我即刻登车赶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在秦邦廉先生的帮助下，联系并查询了该馆和文博学院、中文资料室，但都没找到我最需要的《山西佛教彩塑》一书。我马上赶到图书馆，也没有，只得到有关资寿寺的一般性文字介绍。

已经到了正常下班时间，我以最快的速度回报社，汪莉正在等着我。她将先期从上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等方面采访收集的资料全部交给我，并将自己的设想、要求作了详细交代。这是市台办直接参与此事的葛凤章先生在随同赴台办理有关捐赠交接手续之前，留下的一份概况性的文字材料。

我匆匆吃过晚饭，从已有材料中理出头绪后，拿出地图册和山西省行政区划图册，首先打电话给我在沪的山西籍同学，了解灵石县的地理概貌风土民情。然后，通过电话与灵石县政府值班室联系，了解到十八罗汉的粗略情况，得悉盗窃罪犯不是本县人。于是我就顺藤摸瓜，电话采访襄汾县公安局副局长郭武奎、刑事侦察科科长刘爱中，请他们分别介绍此案侦破的经过。

早已到下班时间，我是通过私人电话采访的。其间，有的被采访对象既不在家，也不在办公室，我就一次次拨打寻呼，最多一次连续寻呼38次。终于等来了回电：“你在上海怎么知道我的寻呼号码？”时间是这么晚，号码是这么陌生，追得是这么紧迫，我可以想象电话那边是怎样惊奇和恼怒的面孔。我一再表示歉意，说明缘由。结果有的人还非常客气地答应我，次日上班到办公室查阅档案卷宗，约我电话核实。

由此，我在当天午夜前后就基本掌握了十八罗汉头像的来龙去脉。始建于唐代咸通年间（公元870年）的资寿寺，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三大士殿内有一组明代十八罗汉彩塑雕像，工艺精湛。不幸的是，这组彩塑于1993年12月25日晚全部被盗去头颅。两年后，此案虽然侦破，但十八尊罗汉头像早已经广州流落海外，不知去向。台湾震旦集团董事长陈永泰先生，博雅好古，收购到流落台湾的十六尊罗汉头像。1996年，他到上海投资时向上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表示，希望能够无偿捐赠这些遭劫的罗汉头像。市台办迅即派人到山西调查验证，在得知总共十八尊罗汉头像全部被盗后，陈先生发愿寻找另外两尊童子头像。几尽周折，他终于以惊人的价格从东南亚一位古董商人手里收购到这两尊头像。但是，台湾有规定，凡是时间超过一百年以上的文物严禁出境。在这种情况下，陈永泰先生致函台湾海基会，希望“惠予赐助，依循适当之途径，将此佛头送返原建塑地——山西省资寿寺”，其一切运输、保险资费，悉由他承担。同时，上海市台办也通过大陆海协会从中斡旋。这样，经过海峡两岸长达一年多的磋商努力，最后终于作为特例，实现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首次文物的捐赠返还。

寻找头像毁前的图片

我采访十八罗汉，当初完全是作为一项艰巨任务完成的。24日，我连夜写成约5000字的《十八罗汉归晋记》（上下）。文字稿交上了，心想如果再找到十八罗汉被盗毁前的图片资料，那就太好了。而我真正为这次采访动感情，是在亲眼看到十八罗汉彩色图片的时候。

3月25日一早，我驱车到24日晚已经预约了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副馆长陈子善先生帮助下，从该馆古籍部找到一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的《灵石县志》，其扉页插图上有一张资寿寺全景照片。我如获至宝，马上电话请摄影记者王杰驱车赶来翻拍。

从华师大回报社途中，我又取道上海市佛教协会和佛学书局，查询资寿寺十八罗汉图像，惜无所得。印象中只有山西太原晋祠里的仕女塑像，才被载入《美学》教科书中。灵石县，一个没听说过的小县；资寿寺，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寺院，哪里还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雕塑艺术品？

但我仍然没有放弃寻找。26日上午，我从自己的藏书中，翻捡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的一本普及性读物《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正文里没有提到山西资寿寺的雕塑，但我浏览作者附言，揣测该书作者季崇建可能与上海博物馆有关。我试探着电话询问上海博物馆，回答说季崇建是该馆雕塑陈列室研究人员，但现正出差在外。我又电话找到该馆的李柏华，请求帮忙查找《山西佛教彩塑》画册中灵石县资寿寺十八罗汉图片。李慨然相允。

从报社办公室，我拉着王杰就下楼。外边正下着雨，一时又没有出租车，我们冒着雨跑步到福州路，叫上出租车直奔上海博物馆地下办公室。李柏华已经在门口接待处等着我们。

真是踏破铁鞋，得来寻常！地下室里，灯光下，当我翻开画册，陡然目睹十八罗汉遭毁之前的尊容面貌，我心怦然狂跳：原来山西竟然还有如此精美绝伦的古代雕塑艺术！这时，我不知道这些罗汉们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世背景，凭着自己的艺术直觉，认为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古代雕塑精品。十八尊罗汉，十八种不同的面目表情，个个神采飞扬，气宇轩昂。

3月27～28日《新闻报·晚刊》两天连续两个版面率先刊出十八罗汉遭毁、侦破、捐赠、回归的事态报道。《解放日报》相继在3月28～29日全文转载，《解放日报·网络版》同步上网，滚动刷新。北京、广州、沈阳等地的报刊媒体也相继转载。

29日下午，我参加了在上海市台办举行的十八罗汉头像捐赠转交仪式，看到用十八只蓝布盒子包装着的罗汉头像，心里有说不上来的凄楚。那天，上海正下着绵绵春雨，我总以为是上天有灵，在为中华文物的横遭暴殄而流着泪。只是时间容不得我多想，我必须马上以报社特派记者的身份，搭乘同一架飞机护送他们回到山西，继续作追踪报道。

在山西灵石感受古今人文

这是我第一次到山西。此番行程，来去匆匆，我必须把当天的事态记述成文，并按时传真回报社。公务在身，日夜为之，每一天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的。

3月29日下午，在虹桥机场贵宾候机室旁边，绵绵细雨中目击办理托运手续的只有我一名记者。当晚10∶30，飞机平稳降落在太原市武宿机场。我抢先走下飞机，跑到后舱，紧盯着我追踪的目标——三只红杉木箱子。等卸下转运上车后，我是唯一被允许与三只红杉木箱子同车的记者。围集在机场外边的来自山西的记者，没有一人能靠近红杉木箱子。

3月30日凌晨近2∶00，车队到达灵石县城，只剩下我一名文字记者守在现场。清晨5∶00，在下榻的灵石宾馆完成《十八罗汉归晋目击记》（之一）的通讯和新闻稿，传给了当天值班编辑。

30日上午，我随车从县城到资寿寺，参加当天活动。那天天气晴好，场面非常壮观。我采访了为欢迎十八罗汉头像海外回归而举行的隆重仪式后，抢先来到寺院里边十八罗汉所在的三大士殿。这时所有的人都涌在寺院外边，这里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我独自面对十八罗汉们被削去头颅座身，满目疮痍，凄惨之状让我无以言表。那些盗贼啊，你们为何这么残忍？这么凶狠？这么没有人性！

带着这些疑问，同时也为了追寻这些罗汉当时被毁后是怎样经过广州转手出境的，我在31日凌晨完成《十八罗汉归晋目击记》（之二）后，上午又驱车南下，沿着干涸见底的汾河河谷，来到临汾市。几经交涉，才得以从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调阅有关罪犯的犯罪卷宗（此案已结）。令我惊叹不已的是，四名罪犯竟然全是山西本地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并且，资寿寺一案之所以被侦破，是因为这些罪犯们在山西境内屡屡毁坏盗卖文物，累计达十几次之多，最后因偷盗运城司马光宗祠的文物，经国家主席江泽民批示后，才被立案侦破。而资寿寺案，仅仅是这个犯罪团伙系列犯案中的一桩“小事”而已。翻着他们的犯罪卷宗，看着他们的口述笔录和每篇笔录末端歪歪斜斜的签名、脏兮兮的手纹印，我不敢相信他们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将这资寿寺的十八尊罗汉头像从山西连夜偷运到广州，转手只卖了15000元人民币的价钱。回家分赃，除了驾驶员连人带车得了一万元，其他罪犯每人只分得一两千元。

这看似一个平淡无奇的作案经过和结局，我却从中分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为什么这些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会这么贫困？

由于诸种原因，我难以将案件一直追寻下去，只得折回灵石。那天随我同行的驾驶员李师傅告诉我，他从小就在这汾河边长大。小时候，汾河的水是清澈的，他曾经亲眼见到过父辈们从这汾河里捕捉到扁担长的鲶鱼。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清澈的汾河就逐渐从这代人的眼睛里消失了。听着李师傅的介绍，我沉默良久。难道这就是我从卷宗里没有查到，现在却从汾河边上拣到的答案吗？

在十八罗汉的故事里，与资寿寺毗邻的晋商王家大院，号称“中华第一民居”。其所在的静升村，是晋中地区最大的村庄，有九沟八堡十八道巷，外加一条五里长街，王家累世居住达27代之久。即使是现在初步修复开发出来的红门堡和高家崖，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因拍电影而名噪一时的祁县乔家大院的十倍之大。我在《王家族谱》上看到，其第十四代中的一支，兄弟五人都经商。一次，路途住宿，王氏兄弟偶遇两位朝廷命官，言谈之间，得知朝廷正在为平叛筹集军马粮草。兄弟俩当即表示愿意尽绵薄之力。次日，他们以银两相赠，并向就近的平阳府捐献骏马二十四匹。

惟有如此胸襟的人，才可能营造出那样依山傍水、气势恢宏的乡村住宅。也惟有如此气度的乡邻，资寿寺的十八罗汉才会出落得如此雍容大方、气宇轩昂！

欣赏修复后的十八罗汉群像

1999年8月间，我第二次到山西，参加十八罗汉修复开光仪式。

8月14日晚抵达太原后，为了采访之便，我连夜赶往灵石县所属的晋中地委所在地——榆次市。次日，我便采访与十八罗汉修复工作有关的山西省文物局和晋中地委、晋中行署领导。并从《晋中日报》摄影部赵亚利先生处，获得十八罗汉修复过程的全部图片资料。然后当夜赶到灵石县城，我是最早抵达并参加采访十八罗汉修复开光仪式的文字记者。

我单独约请修复工作领导小组执行组长、县委宣传部部长何发荣，了解修复方案的制订和实施情况，意识到这头像与座身定位问题可能是修复工作的关键所在。十八罗汉作为一组群体雕像，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会不会像达·芬奇的绘画《最后的晚餐》那样，人物形象之间的空间定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内在制约着？

带着这些疑问，第二天一早，我直奔资寿寺，我再次跨进三大士殿。呵，罗汉们活了！满堂光彩，蓬筚生辉。十八罗汉头像重附金身，环列在主体雕像三大士旁边，一个个栩栩如生，神情自若，几乎看不出有经过修复的痕迹。

我早已知道，主持这次现场修复工作的是民间艺匠郭成保。3月底，是我第一个采访他，4月中旬我又电话采访过他。他看到过《新闻报》的长篇报道，今天听说我要进资寿寺，便推辞掉原先安排进城的计划，与参与修复工作的另外几位技术人员特地等着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相见，大家都为十八罗汉的修复成功而无比高兴。郭成保向我详细介绍了十八罗汉修复过程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道工艺。我问他，为罗汉头像修复定位的依据是什么？答曰：“眼神！”

在静寂的三大士殿里，夕阳的余辉透过雕花的窗棂，映照在罗汉们的身上。我独自端详着罗汉们，驰骋在十八罗汉神情逼真的感情交流之中，领会着它们每个人的音容笑貌。那每个衣角叠绉，都使我怦然心动，使我领略到我国民间雕塑艺术的精神。

8月17日，我躲在房间里写出了《十八罗汉修复记》和《十八罗汉名目寻访记》两篇文稿，并及时传真回报社。18日，我参加了资寿寺佛菩萨暨十八罗汉的重新开光仪式。

在寻求文明古迹中与妙江法师的对话

完成主要采访任务之余，我得暇从晋中到晋北，沿着汾河河谷寻访各个历史时代遗留下来的文明古迹。在灵石县境内，我有幸逐个拜访了分布在资寿寺附近的另外三个巨大晋商豪宅旧址——夏门集梁家、蒜峪岭陈家、两渡口何家。目前，这三家旧址都住满了早在“土改”时期就被分配进来的贫下中农。我在养牛的厅堂、圈鸡的厢房之间，请当地的老乡带路，仍然还会迷失方向。走在断壁残垣上，偶尔敲开新近搭建在豪宅旧址上的几间贴着马赛克墙面的平窑，低头一看，被埋在地下当作门槛踏脚石的，竟然是雕花刻字的石拱玉枕。这些个近千年前的历史见证物，被如此这般地当作粪土垃圾，在我的经验中是从未见到过的奢侈。既然这些东西可以当作垃圾粪土，资寿寺里的罗汉们又有什么不可以砍头变卖的呢？

倒是在平遥县桥头村的双林寺，因为是“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的一部分，受到了较好的保存。其天王殿廊檐下的彩色泥塑“四大金刚”，每个都有真人的三至四倍的大小，显得伟岸高大。在艺术风格上，双林寺与资寿寺非常接近，据民间传说，都是出自于明代正清年间的孝义县匠人郭吉祥师徒之手。可惜这些杰出的古代雕塑整天站在萧条的院落里，脚下被半人高的栏杆围困着，大门口是把门索钱的门卫。

资寿寺佛菩萨暨十八罗汉重新开光后，作为五台山在五台山十方广济茅篷碧山寺之下院，赓续香火。在五台山上，承蒙五台山佛教协会秘书长、碧山寺第五代住持妙江法师接待，我就中国古代佛教文化和当代佛学发展问题，请教多多。

法师俗姓刘，1952年出生于山西阳高县一个佛教世家。自幼耳濡目染，诵习佛经，十七岁披剃出家，先后在南京栖霞寺、九华山甘露寺参加僧伽培训班和监院执事进修班学习，巡礼求法。1995年8月，他受命为碧山寺第五代住持。法师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寺中大小事务，料理得一应如意。他感叹山上这么一个静修的环境，正在被日渐扩大的喧闹的台怀镇侵蚀着。申请出家的人很多，可是专心佛事、潜心佛理的又太少。这一代僧人里，最大的缺陷是整体文化修养的不足。他以为佛学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必须是相信科学，吸纳科学，包容科学。也就是说，把一切凡是构成对佛教和佛学威胁的东西，都能够接受下来，消化下去，尔后仍然出之于自己的清骨秀像。

八风空影摇山岳，半夜歌声出海涛。谈及资寿寺十八罗汉头像失而复得，重新开光，妙江法师认为：单就这件事本身来说，是堪称完美的。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毕竟同宗同源，血脉相通，十八罗汉头像能够作为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关系交往历史上的一宗特例，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体现。但是，我们也须意识到，造成十八罗汉蒙遭劫难的环境土壤恐怕依然存在。

从山上下来，我又融入上海这样一个日夜喧嚣、满眼现代文明的东方大都市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不能忘情的是要将资寿寺十八罗汉的新闻故事整理出来，以期让更多的人们知道，这么一桩惨痛的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记忆此事的目的，是为了永远不忘，是为了以后不再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