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似乎与我有点缘分。三星堆激发了我采访的灵感，也点燃了我艺术的灵感。

90年代初我曾两次采访三星堆，世纪之交，我第三次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有趣的是第一次与第三次都是来去匆匆。

有关三星堆的信息最早是画家章涪陵教授告诉我的。他说：“李坚，你知道吗，四川出土了一个与人等高的青铜像，时间比秦兵马俑早1000多年！”我不信，但章老师说是确实的，只是具体地点他说不清。后来在一次社交场合，与文汇报的郑重老师谈起此事，他说确实是有的，就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而且他刚刚从那里回来，大饱了眼福。于是，我便以最快的速度飞向了三星堆，心里一直在想着那个铜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成都四川省考古所，我遇到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慷慨地打开了文物库房。他拿出一串串钥匙，打开了一道道铁门。当最后一扇房门打开时，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青铜面具，那形象之狞厉，之优美，真可说是见所未见。我不禁“呀”地一声叫了起来。其实，这还不算是三星堆面具之最。三星堆最大的一个瞠目面具两耳之间的距离为1点4米，几乎可称为是世界之最。只可惜这个面具与我一心想看的铜人当时正在北京展出，为了弥补这个缺憾，陈德安让我看了金手杖、金面具、金树叶以及各种各样的眼形器。而与金手杖、大铜人并称为三星堆三件宝的神树当时还只是堆在房角边的一堆碎片。1986年的那次大发掘，大小神树共出土了8棵，其中最高的为3.95米，其主杆就悬挂在院子当中，远远望去，约有15－20厘米粗。那一次参观可说是我采访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次了。我的相机没能获准带入，情急之中，我就在采访本上画起了速写，尽管如此，陈德安还说我已经超出了允许的范围。

当天晚上，我就把考古所的见闻传回了报社。同时，我将采访本上的速写整理一下，附在文稿后面一起通过FAX传回了报社。于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速写，虽然画得不好，但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激奋之情。从此，我一直在新闻采访中坚持画速写，直到10年后，第三次去三星堆，我仍用速写来辅助新闻报道。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觉得用图像表达，比文字更直观，在某种情况下比照片更快捷，也很受版面编辑的欢迎。

自从去了三星堆，我就一直留心着三星堆的动向。在泉州采访海上丝绸之路，去英国参观大英博物馆时，我都有意识地关注与三星堆文物有关的情况。在大英博物馆我发现塞浦路斯出土的一组青铜雕，与三星堆神树的枝叶果十分相似。最近我再次赴三星堆采访时，我将拍摄的这组录像镜头放给陈德安看时，他也表示十分奇怪。

说来真是有意思，这次去三星堆也是匆匆忙忙决定后成行的。

那是去年12月13日，我看到一条奇怪的消息，消息中误把三星堆的7个陶片刻符说成是天外来客留在金手杖上的神秘密码。我很纳闷，因为我第一次去采访时，看到过金手杖。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金手杖从一层层的木箱中取出时的神秘情景。当时，我还把金手杖上的纹样认真地描了下来。但我没有见到金手杖上有这些天外的符号。是记忆有误，还是金手杖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除了天外文明，还有不少报道把三星堆文明说成是杂交文明，或干脆把三星堆人说成是外国人，这也使我惊愕，虽说三星堆文化是十分神奇的，至今仍有不少难解之谜，而且，三星堆文化也极有可能受到其它域外文明的影响，但是这些都是正在研究之中的问题，怎么能作为定论来报道呢？是不是三星堆研究真的有了新的突破？

带了这些疑问，第二天我就飞到了三星堆。

一到三星堆，我就直奔博物馆，想先去看看那根金手杖上面，倒底有没有那些神秘的符号。没料到中央电视台正在博物馆拍摄文物，无法参观。

为了弄清真相，我转而奔向三星堆发掘现场———月亮湾。在现场，我找到了陈德安站长，他是1986年那次大发掘的主持人，算得是个权威人物了。我在现场打听了一些此次发掘的进展情况后，就提出想当晚住在工作站的要求，陈德安爽快地答应了。

是晚，恰遇停电。我和考古队员们一起在烛光下胡乱吃了点饭以后，就把所有在上海看到的与从电脑网络上打印下来的报道，一古脑儿全部交给了陈德安。陈德安一面看，一面就忍不住嚷起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根本没有这样讲过，他们怎么能这样报道！”我在一边看到陈德安着急的模样，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金手杖上根本没有那7个所谓天外“密码”，那分明是成都《蜀报》恶意炒作时有意无意地搞错的。事实是，那7个密码是三星堆出土的陶片上的刻符，这7个刻符对于研究三星堆文化不无意义，但张冠李戴地把它说成天外“密码”就失之荒唐了。

陈德安还指出，所谓“天外文明”、“杂交文明”、“外国人”、“世界朝圣中心”、“地下宫殿”等等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一些报道甚至把三星堆从1929年至今的发掘次数也都弄错了。其中，陈德安最感不安的是有的报道把三星堆人说成是日本人的祖先。他说，这么一来，日本人侵华，不就变成了是来中国“寻根”了？奇怪的是，在我将有关材料交给陈德安之前，他还根本不知道外面世界关于三星堆的报道已经做得这样沸沸扬扬了。

当晚，我马上撰写了一条新闻《神奇，但不要神化》，在国内的报界中，率先对误传的有关新闻作了澄清与批评。同时，我清醒地意识到有人在借三星堆进行新闻炒作，到年关了，哪家报纸不动点脑筋，增加点“卖点”，争取明年的发行量有所上扬呢？但是，这样的目标怎么能用夸大其词与无中生有的办法来达到呢？

果不其然，第二天，我在广汉市委宣传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又获悉，还是那家成都的《蜀报》，又发布了一条“新闻”。如果说这家报纸的前一条新闻还只是张冠李戴地瞎说一气的话，那末这一条新闻就完完全全是瞪眼造谣了。新闻发在一版，标题很大：“三星堆天外文明”。新闻中引用了四川省考古所副所长赵殿增、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和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三位人士的话，称三星堆天外文明的证据已经发现，公布证据的新闻发布会某某日即将召开。新闻写得如此有鼻子有眼，而且发表在三星堆正在发掘之时，连我看了也不觉一愣，难道真的又有新发现了？我万没想到这家报纸造谣的胆子会如此之大。

我马上打电话给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电话那头传来的是气呼呼的声音：“他们完全是造谣，我从来也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谈话。”随即，这位馆长通过传真机传来一纸声明，对《蜀报》不负责任的造谣，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考古所副所长赵殿增和站长陈德安也气得不行，连连表示要与这家报纸进行交涉。与此同时，陈德安还不断地接到北京方面来的电话，他只能一一解释由于误导所产生的后果。作为一名记者，置身于身受新闻报道之害的人们之中，这还是第一次。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我比较了解考古工作者，他们基本都是些书呆子式的学者，只知道在野外发掘，在书斋研究，很少有与传媒打交道的经验，更想不到会有人将考古这门冷僻的学问像炒歌星那样来加以炒作。

考古是一门很严谨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连考古这样的题材都不放过炒作，这反映出我们一部分新闻从业人员的无聊，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在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中的无奈。实际上在三星堆报道中显示出的问题，不仅在于个别记者在知识方面的短缺，更要命的是存在于这些记者与编辑之中那种哗众取宠的心态。最近以来，文化娱乐圈谣言四起，这些谣言有的直接见诸报端，更多的渗入了互联网。可以说，未经整治的网络是虚假新闻的大本营。这次三星堆报道中的虚假报道，不少就来自以讹传讹的网上“新闻”。

面对这些新情况，人们不由得要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新闻工作者克敌制胜的法宝呢？

在网络新闻与各类传媒蜂起之时，新闻报道的数量与传播的速度固然重要，但新闻报道的质量，即新闻报道的准确性更为读者看重。在时间就是效益的信息时代，读者根本不愿，也无暇接受虚假与不确的报道。因为任何信息的衰变和失误都会导致重大损失。像《蜀报》这样的新闻造假，说到底是新闻竞争中的一种自杀行为。

最近一次三星堆采访回来后，不少朋友问起，那末，这次发掘究竟有哪些重大发现呢？

说实在的，就到写完这篇稿件时为止，还没听说有什么重大的发现，请不要轻信有些传媒的夸大之词。地下的埋藏，这是谁都无法估量的。有报道说，这次发掘将会发现一座地下宫殿，那是不确的。四川考古工作者这次选定月亮湾作为发掘点，其目的的确是想弄清三星堆古蜀国城区内的布局，他们推断月亮湾一带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城区，这与地下宫殿的说法相去何等遥远！谁能断定三星堆下面会是一座宫殿？从1986年发掘出土的文物看，还没有足以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如果有，也只是一种推想。至于这次发掘，也有媒体说是发现了祭祀坑，参加发掘的考古人员私下表示，这也是言过其实的宣传。我在现场亲眼看到，直到中央电视台“直播中国”开机直播时，发掘只进行到三星堆晚期的地层。地表露出的仅仅只有几个性质未明的灰坑，灰坑里有一些陶片。当然专家们认为这些陶片中大有文章，有的如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石琮还可以说是重要的发现，但据此便认为祭祀坑也为时过早了。

这次三星堆之行，陈德安送给我三大本三星堆研究的学术论文集，这里汇集了提交去年上半年广汉三星堆国际学术讨论会的216篇论文。我仔细地研读了其中的一部分论文，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尚未取得突破之前，这是最好的案头准备材料。我想，这大概可算是此行的最大收获了。